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利来w66

    2013年12月7－8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ecnu-ubc joint center for china in modern world）主办的2013年第二期现代中国的思想与政治系列工作坊在上海举行。本次以“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为主题，来自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广东社会科学院、安徽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近20位青年学人共同回首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主潮流的革命历程，试图在新的时代条件之下，对其进行重新的阐释和理解。本所王建伟副研究员应邀参加了本次工作坊。
 

    何谓“20世纪中国革命”？又该从何种角度做出“再阐释”？在一个后革命时代，甚至是已经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时代，“革命”自然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动刀动枪”的粗暴野蛮，缠绕于革命者脑际之中的乌托邦构想，不仅需要革命同道间的情感维系，更需要革命主体的德性支撑与依靠。本次工作坊的前两场学术报告与讨论，即是围绕情感与德性的角度，直指革命者个人与群体的精神世界，阐释20世纪中国的革命历程。
    在以“中国革命中的情感与动员”为主题的第一场学术报告中，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张春田以《作为革命仪式的哭祭与悼亡——以清末民初的南社为例》一文，试图通过新文化史的阐释维度，缕析清末民初的南社人在哭祭与悼亡等表演仪式中，革命者藉以寄寓革命情感、宣传革命文化的思想地图。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南社人诗情画意式的革命在近代中国日趋激进化的态势之下，并未持续多久。本所王建伟以《五卅运动与1920年代的历史转折》一文，力图在更加宏大的视角上，阐释五卅运动在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的巨大影响，“革命”不再是少数觉醒者的玩意儿，而是构成了全民歇斯底里般的浩荡运动。那是一个“觉悟”的时代，震耳发聩的社会革命，在觉醒的人群，特别是工人阶级中，逐步蔓延，最后形成燎原之势。不过，“革命”固然需要群众队伍，但也需要领袖成员。
    在第二场以“中国革命中的情感与德性”为主题的报告中，广州社科院邓军以《“献身的热望”：以陈独秀的“宗教感”为主题的一项考察》一文，深刻解释了那些敢为天下先者的宗教热忱。“革命”给予他们的精神动力，并非肤浅的改造世界，更重要、也更急切的是宗教般的召唤与热望。当然，这份宗教般的感召，必然与美德相关，而与丑陋无涉。但是，如果革命真是这般的美好与纯洁，革命者所想象的乌托邦世界也必将达致，那么革命的正当性自然无可怀疑。事实上，正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唐小兵在《重访中国革命：以德性为视角》的报告中指出的，对于革命正当性的质疑确实也由此轰然而起，中国革命被形容为自上而下的组织与控制，充满权术与阴谋、暴力与血腥，千夫所指，乏善可陈。但是，对革命非道德性的唾骂，毫无疑问是一种反历史的做法，唐小兵从德性与革命的复杂关系出发，深入历史的肌理，试图重新认识革命的历史流变与层层递嬗。
    虽然，革命不是“动刀动枪”的粗暴野蛮，萦绕于革命者内心的德性理想和宗教热忱，自然需要深入挖掘和理解，但是，革命也不是“请客吃饭”般的轻松愉悦，“告别革命”的呼声所伴随的，常常就是对于革命与恐怖、暴力、血腥、控制等诸恶相连的警惕和戒心。在工作坊随后的主题报告与讨论中，即是围绕革命话语与权力的形塑过程进行细微考察。安徽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黄文治在《中国苏维埃的民众动员之路——鄂豫皖苏区史论析（1920－1932）》论文报告中，通过鄂豫皖苏区革命的个案分析，揭露了中共民众动员大体历经由仇恨驱动，到由土改型塑，再到反富农的再动员三个策略演变，贴切地揭示工作坊第三场的学术报告与讨论主题——“底层动员、群众运动与中国革命”。而与黄文治老师的个案研究不同，同场报告的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里峰在《共产主义中国的群众运动与乡村治理：1945－1976》的报告中，以群众运动和乡村治理为切入点，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上，指出抗战到文革期间中国群众运动的基本特征、动员途径及其内在矛盾。当然，革命时代除了相关的日常组织运动外，更存在着“非常时期”的独特策略与革命毛细血管之下的阴暗角落。
    在工作坊第四场围绕“政治失序、国家控制与社会治理”的主题报告中，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刘彦文的《荒政中的政治生态：以西兰会议前后的甘肃应急救灾为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玉峰的《控制下的失序：1950－60年代的特情侦察的一个面相》，就分别通过展示中共在灾荒时期的应急救灾策略和考察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特情侦察问题，深入挖掘和揭露了20世纪中国革命运动的隐微肌理与特殊的控制机制。
　　不过，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了解，我们如果仅仅试图去挖掘革命背后的肌理与机制，而不去找寻肌理与机制之中的底层革命者，忘却的将是革命运动背后鲜活的生命和纷繁的历史图景。虽然，在狂飙式的运动之中，他们或如沧海一粟般微渺，但正是这一个个主体构成了整个狂飙世纪源源不断的动力。然而，“到底中国革命者有没有主体性”？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在工作坊第二场中，唐小兵在其关于革命德性的报告中，即试图阐明精英知识分子在革命主体性上的复杂与暧昧。关于革命主体性，也许精英者多，而普通者寡，芸芸众生在革命中只是集体无意识的冲动与盲目。但这是历史的真实吗？在工作坊第五场围绕“底层社会的分化、分层与历史记忆”的主题报告中，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林超超以《浙江c县反右运动与基层右派的形成》一文，通过阐述其所搜罗c县反右运动中的底层右派，特别是基层中小学教职人员和县及县级以下的基层干部的档案材料，即试图鲜活地追踪和还原右派分子的形成过程，还原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的复杂面貌。而复旦大学孙沛东在《“胜利的困境”：〈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读后》的报告中，则指出人类学、社会学方法，特别是口述调查，在革命历史研究中的特殊作用。革命虽然过去，但革命者及其子女辈却并未远离，他们仍然活在当下，他们不容忽视，也值得“深描”。
　　毫无疑问，在持续五场的学术报告和讨论会中，发言人与与会者皆不认同传统革命史的叙述方式和理论视角，而试图重新思考关于革命历史叙述的论域与方法，以此在新的理论和视野的基础之上，实现对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再阐释。但“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对于旧革命史范式的不满与冲击是一回事，而实现新革命史范式的理论与视野的建立则是另一回事。在本次学术工作坊的最后环节，与会者们即围绕“新革命史的问题、论域与方法”，展开圆桌会议的讨论，将本次学术工作坊推向高潮。作为引言者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教授高屋建瓴地指出新革命史的论述固然需要深挖史料，展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利益群体的多重面向，但碎片化的实证式研究，并不能建构对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整体图景，除了档案、材料，我们更需要理论的武装与反思。将二者结合，实现理论与史料的互动，思想史与政治史的结合，观念与语境的流动，历史学科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流，才能够充分鸟瞰革命史过程中权力的形成、变异与博弈的复杂面貌。换言之，正如另一位引言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王晓渔所指出的，我们需要心平气和地理解革命的形成过程，心平气和地理解革命是如何走向其反面的。否则，片面地集中于史料的一孔之见，片面地揭露革命之恶，而忽视了革命与整个20世纪历史的互动，很容易就适得其反，走向非此即彼的革命思维、冷战思维之中，那么，新的革命史范式或革命的再阐释自然便胎死腹中，无从实现。不过，正如唐小兵所指出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史仍然有着太多的困惑和复杂性面貌。也许本次学术工作坊仅仅只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革命史进行反思工作的凤毛麟角，但与会者与发言人的激烈论辩与交锋，以及现场听众的热情互动与聆听，依然构成了这个时代对革命史进行再阐释的强烈回响。

    近年来，小型的、专题化的“学术工作坊”开始更多地出现在国内著名高校当中（尤其是南方一些名校），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欢迎。与传统的学术会议相比，这种源自西方的学术组织形式比较灵活，选定某一特定主题（具体而不宽泛），在相关领域内邀请对这一主题确有深入研究的学人参与，同时，严格限定参与人数，从而保证了很强的参与性与问题讨论的深入、高效。以本次工作坊为例，会议不请领导，没有开幕辞，而是单刀直入，由主持人直接引入论文宣读者。每组讨论由两篇论文构成，论文宣读者的发言时间严格控制在15分钟之内，其角色实际上只是一个引言人。每组讨论留给论文评议人10分钟时间进行评议，留有40分钟的充裕时间供与会者充分讨论，确保各位能完全阐释自身的观点，同时还为每位论文宣读者留下5分钟的回应时间。
    本次学术工作坊推崇严肃的学术批评与不同观点的交锋，摈弃人云亦云的学术官话，由于各位参与者都是在相关领域有所涉猎的学人，因此往往能直抵论文的核心问题，最大程度上避免了雾里看花、自说自话。整个一天半的会议期间，从未出现过冷场，每次讨论时间都得到充分利用，前后进程也十分紧凑而高效。会场唇枪舌战，气氛热烈，批评严苛但不伤和气，这主要基于相近的学术旨趣与学者立场。
    本次会议期间正值上海52年以来最严重的雾霾天气，诚如会议主持者唐小兵与王晓渔所言，我们一生似乎都在雾中行走，经过一天半的讨论，“新革命史”的理论与框架如上海的天气一样依旧模糊，但我们至少已经前进了一步。